重商主义两个阶段在政策主张上的异同？
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17世纪的欧洲国家会疯狂地抢黄金、建舰队、搞殖民？这背后，其实藏着一套叫“重商主义”的经济哲学——它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分成了两个阶段：早期和晚期。它们像一对双胞胎，既相似又不同，政策主张也从“囤积”走向“平衡”。今天，我就用真实案例带你拆解它们的异同。
相同点：都信奉“财富=金银”
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重商主义者，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，取决于它能积累多少金银。比如英国16世纪的《航海条例》（Navigation Acts），就是典型代表——规定只有英国船只才能运送货物到英国或其殖民地。这不就是“把钱留在自己口袋里”的逻辑吗？不管哪个阶段，他们都坚信：贸易顺差=国力增强。
不同点一：从“禁止进口”到“鼓励出口”
早期重商主义特别激进，比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，他直接下令禁止进口外国酒、布匹甚至铁器，想让国内产业“自给自足”。但问题来了：老百姓没得选，生活成本飙升，反而伤了经济。到了晚期，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前夜，政策转向更聪明的做法——政府补贴出口，比如对羊毛制品、呢绒加税减免，还设立海外贸易公司（如东印度公司）专门去亚洲抢茶叶和香料。
不同点二：从“国家垄断”到“市场调节”
早期重商主义几乎是“国家包办一切”，比如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控制所有美洲白银的开采与运输，连商人想卖点糖都要审批。而晚期重商主义开始松动，比如荷兰在17世纪中期，虽然仍保护本国航运业，但允许私人资本参与海外贸易，甚至开放部分港口给外国船只停靠——这就是“用市场机制来赚钱”的雏形。
总结一下：早期重商主义像一位严苛的父亲，说“不准花钱，只准存钱”；晚期则像个精明的商人，懂得“赚得多不如花得巧”。它们共同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，也为后来亚当·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埋下了伏笔。
下次刷朋友圈看到“国家要控制产业链”这类话题，不妨想想：这不就是重商主义的现代版吗？历史不会重复，但总是押韵。
